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在公有制企业、事业组织中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改了1954年宪法。因此，它代表全国人民统一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包括制宪权和立法权，而不须要将制宪权和立法权分开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

宪法如果轻易地修改，则其他法律势必要跟着变动，这既不利于宪法的实施和尊严，也不利于其他法律的执行。这一制宪权除由人民行使外，还可委托于人民的临时特别代表行使。我国今后仍然坚持对修改宪法采取慎重的态度和严格的法律程序。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制宪权和立法权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

第六，全民讨论可以发挥我国的重要的民主传统即协商的作用。它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即规定了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我国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任务。分离合宪性审查权力和职能的实践在加拿大、新西兰、英国，以及澳大利亚首都辖区和维多利亚州业已成熟。

在立法阶段，大量的法律议案由国务院各部委牵头组织起草，再由国务院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而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在现阶段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并立形成的国家法秩序。从《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的复议范围可见，行政执法过程涉及多项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财产权等重大基本权利。而这一立法目的对应的正是《宪法》第41条——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权。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根据合作关系及分享权力的可能性及程度形成了一个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机关间关系紧密度向外逐渐减弱的差序格局，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由内向外依次排序。董必武曾提出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

当然，立法草案说明中的合宪性声明对法院适用法律不具有任何约束力。李鹏曾指出实现协商很重要，主张通过沟通解决冲突的或不适当的立法，而不是轻易动用撤销权。将合宪性审查的权力通过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是议行合一结构使然。国务院的身份之一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无权处理的，应当在七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彭真曾将违宪分为大违宪中违宪和小违宪，并认为一般的违宪行为，由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及时处理、纠正。此时，国务院在相关事务上不具有最终决策权。合宪性审查权力和职能分离在我国也有实践例证。

国务院发挥这一职能本质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备案审查工作相似。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法学的专业技术。

此外，依据《公务员法》第14条，公务员负有忠于宪法，模范遵守、自觉维护宪法的义务。行政机关则通常狭窄地聚焦于某个具体问题，在自己工作的专业技术领域积累经验、发展专业知识。

但议行合一不反对国家权力之间的适当分工，只要分工不影响权力之所在。在人大系统外，党委、政府、军队也参与了备案审查工作。即使执法依据没有明确表达立法意图，行政机关也可以依据《宪法》第5条创设的合理推定作出判断。例如，全国人大赋予国务院部分立法职能，但全国人大可以通过重新立法或直接废除等监督方式，使得行政法规归于无效。既然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目前更偏重于政治功能的发挥，制度设计上也应主要依托于民主政治。在很多立法系统中都是由党派控制的政府提出法律议案，然后交由代议机关同意。

1982年修改宪法时，彭真等人就有预见：中国即使发生了违宪问题，也不是靠一个专门机构就能解决的。因此，即使党享有概括的合宪性审查权，关于合宪性争议的最终决定权仍归属于全国人大。

在人大系统内，除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层面，还要持续推动地方人大常委会健全备案审查制度。的确，上述观点充分考虑了构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政治条件。

起草机关本身对法律议案还负有合宪性审查义务。在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中，各级党委、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是构成该机制的三个特定主体机构。

但即使在早期的权力分立模式中，行政机关的宪法角色也远不止机械运用规则。在党的领导下，行政机关保障宪法实施的执行力从政治上更为坚定并更具有持续性。在法律层面，合宪性审查主要涉及法院在审理个案遇到合宪性疑问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既然国务院在提请审查之前已经作出合宪性审查的初步判断，从提升工作效率的角度考虑，国务院在提出合宪性申请时就可以附带递交相关部委对合宪性争议作出的前期调研和论证报告。

根据学理解释，中国共产党也有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林来梵教授也曾指出，将违宪问题分类处理，由合法性审查程序处理部分合宪性审查问题，以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堪重负。

由于相关部委回应的都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的具体质疑，这就可能比原来的合宪性声明更加详细、更加有针对性。早已有学者从全国人大的视角提出了立法嵌入理论，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其自身嵌入到执政党的组织之中以及与强大的行政系统开展合作并寻求其支持，从而实现权力的成长和拓展。

而另一些情况下就可能以非正式规则代替正式规则，甚至还对正式规则予以非正式运作。其二，由国务院对行政法规产生的合宪性争议提出解决方案与我国的政治文化也兼容。

这更是突出了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以合乎宪法的方式解释执法依据的必要。即使在司法审查的国家，这些行政机构作出的宪法解释可能比法院作出的宪法解释产生更大的现实意义。第二，将行政裁量作为依宪行政的切入口无需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修改。天价信息处理费便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

国务院的机构能力也足以胜任针对合宪性争议出具部门方案的工作。行政复议机关经认真审查后，若同意当事人的异议就应当通过上级行政机关层层上报，最终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合宪性审查。

本案的第一项行政裁量权：是否将土地征收、房屋征收方面的政府信息解释为涵盖全体村民拆迁补偿协议，进而向李某公开相关信息？其次，《条例》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这为行政机关理解执法依据创设了一个合理推定：立法者的本意是制定符合宪法的法律法规。

即便如此，合宪性声明也能使提案人在形式上遵守这一程序性要求。也即行政机关审查的内容包括：（1）草案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